恐同教材案一审败诉的诸多疑点
文 | 第四分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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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第一次接触到关于性取向的专业著作是在2008年，当时翻看了一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变态心理学教材，其中把同性恋、双性恋描述为“性倒错”，把有意愿改变自身性别的群体叫“易性癖”。这本书出版于2002年，时值CCMD-3把同性恋从性指向障碍中去除的一年后，也许教材的编者没有跟上时代吧。
然而到了2016年，在西西所举证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材中，仍旧将同性恋列为病态。
秋白曾与教育部门对簿公堂，她说不能再让教科书里的错误信息误导更多年轻人。秋白的案件最终没有立案，西西换了一个线索，以“图书质量问题”起诉了教材的出版社。
为什么是图书质量问题？
我国的法律在规定侵犯名誉权案件时，被侵权的主体必须是法律主体，“同性恋群体”显然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原告，几经周折她最后选择以质量问题起诉。
在一审的判决里，法院认为教材中将同性恋列为“认知分歧”而不是“知识差错”，“认知分歧”属于学术自由，因此出版社已经完成了既定的出版审查义务。
西西主张的图书质量问题中，“知识差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旦书籍出现了知识差错，就可以认定书籍不适产品质量要求。
西西的代理律师葛昂律师说，我们国家对于图书的产品质量是有严格的法律标准的，其中知识差错的认定应参照我国法律法规，这也是本案疑惑的一点。西西提交的证据中，无论是由中华精神病学会主编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还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都没有被认定为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以上证据无关联性，不能证明教科书内容属于知识差错。对此葛昂律师这是法官个人的认识出了偏差。
本案还存在诸多疑点，比如被告没有出庭也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而仅出示了一份法律意见，而法院在没有进行质证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判决，此举违反了民事诉讼的基本程序正义原则。
又比如法院没有对图书进行第三方鉴定。因为法院没有认定图书内容的专业能力，因此委托广电总局出版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而后者拒绝了法院的委托，但法院此后没有再申请对图书进行第三方鉴定。
在CCMD-3中有关于同性恋的条目写到：“性指向障碍起源于各种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从性爱本身来说不一定异常。但某些人的性发育和性定向可伴发心理障碍，如个人不希望如此或犹豫不决，为此感到焦虑，抑郁，及内心痛苦，有的试图寻求治疗加以改变。”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方刚在一份专家意见书中写道：“在CCMD-3中，‘同性恋’疾病单位只包含了‘自我不和谐’的同性恋，不包括‘自我和谐’的同性恋。即是说，只有那些自我感觉不好的同性恋者才能继续被视为性心理障碍。如果同性恋者自我感觉良好或者不希望改变性取向，那么她/他就不能被视为性心理障碍。”
当事人西西说：判决书并没有呈现原告在各个程序中倡导教科书去污名的努力。我们很清楚病句等不是我们的重心，因此我们提交了30条和同性恋去病理化的证据，无论是举证、律师代理意见、当事人意见、陈词等环节，我们都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和法官讲述教材的负面影响，却频频被法院打断。西西对此表示很可惜。
即便有如此多的困难，西西仍坚持上诉并已开始准备二审，因为我们知道，比恐同更怕的是放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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